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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帖]晦涩哲人：哲学经济逍遥谈第三章哲人“放牛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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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晦涩哲人：哲学经济逍遥谈第三章哲人“放牛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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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晦涩哲人：哲学经济逍遥谈第三章哲人“放牛倌” -- 木辛 - (7937 Byte) 2009-1-31 周六, 19:37 (1455 reads)

木辛
[博客]
[个人文集]

头衔: 海归元帅
声望: 院士

加入时间: 2004/02/23
文章: 7094

海归分: 1808921

标题: 晦涩哲人：哲学经济逍遥谈第四章市场与政府 (368 reads) 时间: 2009-1-31 周六, 19:38

作者：木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第四章市场与政府

新的一天又来临。下午 5 时，小叶又来到桥头与漫步过来的王敬思相会。

总是小叶先开口：“老王，记得昨天你曾经多次提到市场与政府，过去我读书

的时候，老师也说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是市场经济的一条主线。你如何看这方

面的问题？”

王敬思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确实构成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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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甚至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课题，到底是以市场为主，还是以政府行为为主，

经济史、思想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反复。其中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对这个课题具

有巨大的历史象征意义。如亚当・斯密代表了纯粹的市场主导型，而马克思则代

表纯粹的政府主导型。在近 100 来的历史上，凯因斯则倾向于政府作用，而哈耶

克则倾向于市场作用，虽然他们两人是好朋友，并且曾经在剑桥大学的房顶上共

同担任过反纳粹的联防队员。凯因斯并非象马克思那样对市场经济抱着根本的批

判态度，他对市场经济具有基本的肯定，但同时认为市场经济会存在问题，而政

府作为可以纠正市场的问题。而哈耶克则认为，虽然市场不可避免存在问题，但

是政府的介入有可能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新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就成问题，特别在政府的存在耗费过多社会成本，需要公众缴纳过多税费来维持

自己存在的时候。哈耶克极力批判计划经济体制，认为它由于扭曲了价格，是迟

早必定失败的。在哈耶克坚持自己的见解而备受冷落半个世纪后，他终于在有生

之年看到了他的主张的成功之时。随着‘滞胀’的来临，凯因斯主义瓦解，又随

着苏东巨变，原计划经济国家解体，于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主张征服了世界。不

过，经济的‘市场’与‘政府’的争论仍然存在着，一时平静一时激烈，一方都

想将另一方取而代之。”

“市场是人类生活在一定条件下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它的基本内容

就是互相交换以通有无。在这种交换中，如果没有任何人为的外力作用，那么，

互相交换双方都是充分自愿的并且会从中获益，如果有一方未能获益，那么交换

就不会成立。因此，从这个意义来说，取消人们能够互相交换的市场，实际上是

侵犯人的基本权利的行径。但现在许多人都认为市场给社会带来了种种问题，如

贫富分化、商业欺诈、唯利是图、权力腐败、市场垄断，等等。确实，市场经济

并非完美无缺，但它不应该承担过多的道德要求与责任，它只是由于人们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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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存在，人们希望自己亲自选择。作为卖者，他希望卖出自己满意的价钱，而作

为买者他希望买到既好又便宜的物品。这些自然而合理的愿望使买卖双方走到了

一起，从而构成市场，从而构建出一个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谁想要打倒市场，那

他就等于禁止人们的自然愿望与自然行动，取而代之的是由某些人、由政府为他

们安排一切，安排人们应该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住什么，甚至要人们应该

怎么想问题，应该有什么思想而不应该有什么思想。这对于一个‘民本’社会来

说是非常荒唐的。

“进一步的研究使我们发现，市场的模式是：两个（多个）权利人的直接交易，

在这些直接交易背后存在着充分的供给与需求的竞争。而市场的宗旨是：市场经

济导向消费者利益。”

“所谓权利人，即是指交易物品的所有权人，物品的所有权是属于某人的，于

是在物品的交易中，某人就是权利人。物品 A 与物品 B 相交易会涉及到两个权利

人，一个是物品 A 的所有人，另外一个是物品 B 的所有人。市场经济强调两个权

利人的‘直接交易’，从而排除掉因间接交易所引发的各种复杂问题。但是在实际

中我们也看到许多间接交易现象，这种交易我们可称之为‘委托---代理’，即权利

人委托别人代理他进行交易。但是代理人的行为也往往会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比

如买者委托别人为他购买某物品，本来在相同质量的情况下，价格越低越好，但

通过委托人，就可能不是最低价格，而是较高价格，委托人会从这种差价中窃取

到一部分‘回扣’。又如卖者委托别人为他出售某物品，本来出售价格越高越好，

但委托人却有可能以种种借口而压低价格，并从中窃取利益。可见，经过‘委托--

-代理’机制，经济活动就有可能被扭曲，它首先就是一种价格扭曲，损害到消费

者与生产者的利益，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损害。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办法是使

委托人有权选择代理人，以市场化的方式自主选择代理人，就会使代理人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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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约束，使其行为尽可能少侵犯委托人的利益。当然，委托人同样需要按市场

化约定而给予代理人以相应报酬。因此，在市场化条件下，不可能出现‘强制代

理’的情况：即一个人的交易权利被强制一定要由某人来代理与代办。”

“但是在非市场化社会中，特别在计划经济体制仍然残留的社会中，这种强制

代理就相当普遍了。比如在传统公有制经济中，国企资产本质上是‘全民’资产，

但这些资产必须委托给政府部门代理，公众没有什么选择权，也没有什么发言权，

这样，政府部门手中就掌握着一笔数额巨大无实际委托人的代理资产，某些政府

官员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漏洞，化公为私，从而形成权力腐败。”

小叶插话：“我有些明白了，之所以权力腐败屡禁不止，很大原因是由于存在

着这种强制代理的问题。本来不属于他的东西，他强制地代理了这个东西的买卖，

当然很容易产生该低价而高价，该高价而低价的问题了。好象‘商业贿赂’，由于

某人获得了这种代理，于是在价格扭曲下获得了好处，由于交易对方从中获得了

好处，于是就将好处分配给代理者。如果象你刚才所说那样，是权利人的直接交

易，那么根本不再存在什么商业贿赂问题。比如个人、个体户购买商品的价格就

低得多，但公家单位购买商品的价格往往高得多。其中秘密谁都知道。”

王敬思说：“对！比如在国企改制中，有些领导暗中操作将自己的企业价格压

得很低，卖给别人。又如在国企经营中，原材料的购进价格又相当高。这种价格

扭曲，体现了缺乏市场化的‘委托---代理’机制的缺陷。这也解释了国企效率差

难经营的原因。如果国企丧失市场垄断地位，那就很容易陷于破产。当然并非所

有国企都这样，某些内部民主机制健全的国企，由于具有一定的民主监督机制，

使代理人不太敢化公为私，从而维持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可见，对于国有经济

与国有企业，关键在于健全、明晰‘委托---代理’机制，它不一定要通过出售产

权的‘私有化’来明晰，当然这也是一个办法，如果不通过出售产权给个人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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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这种机制，那么就要通过健全民主制度来明晰。因为‘委托---代理’机制要求

具有真正的委托人，具有真正的委托人权利，让委托人具有真正的选择代理人的

权利。这样，对于公有经济来说，必须构建合适的民主制度，才能使国有经济具

有真正公有的性质，具有真正‘全民所有’的性质。而国有制在没有健全民主制

度下，就难以等于公有制。因此国有制并不直接等于公有制，国有制要变成公有

制，还有许多中介环节不可忽略。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明晰’不是指人

们经常说的‘明晰产权’，而是指明晰‘委托---代理’机制，后者所包含的意义更

广泛，同时也包含着前者。同时，所谓民主制度既包括企业内部的民主，也包括

企业外部的国家层面的民主，‘内民主’与‘外民主’都需要，不能将民主单纯理

解成企业内部的民主，因为国企并非企业职工的企业。”

“除了‘权利人的直接交易’外，市场经济还包括‘供求平衡’的意思。即市

场经济必须在供求动态平衡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假如供给与需求不平衡，并且

没有潜在地趋向平衡的可能，那么就不能采取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运行经济。这是

市场经济成立的必要条件。因此，如果需求扩大了，但供给并没有潜在地随着扩

大，那就说明市场经济没有成立的条件，同样，假如供给扩大了，但需求却没有

随着扩大，也不符合市场经济成立的条件；市场机制既让供给创造出自己的需求，

也适应需求而变化自己。如果需求扩大了但供给没有相应扩大的可能，那么就需

要对价格进行非市场性的管制，因为此时的市场机制是不成立的。衡量市场机制

是否存在，是否充分成熟的指标，就是看需求扩大后，供给是否随着扩大。从另

一角度来看，衡量市场机制是否成熟的标准是：在供求不断波动变化的状态下，

物价是否保持稳定，如果在这种状态下物价仍然保持稳定，那么就可以说：市场

机制是健全成熟的。在此同时，一个成熟的市场机制还具有另外一个意思：当需

求下降时，供给能够适应变化。这种变化既包括让现有生产力低成本地潜在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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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需求扩张时能够及时发挥供给作用，也包括产品升级和新产品开发，市场

机制的激励性具有激励权利人升级现有产品和开发新产品的作用。”

“因此，如果在一个经济体中出现以上指征，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经济运行中

存在着一个成熟的市场机制。市场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

条件产生出来。首先一个，确定权利人的存在，就象‘物权法’所做的那样。然

后，让权利人直接交易，让他们自己确定自己的交易代理人，最后，开放供给与

需求的自由运作，以让它们获得平衡。就象一个人要在骑自行车中获得平衡而不

摔倒，就必须要让这个人自由驾驶一样，要使供求获得平衡，就必须要让供给与

需求自由运作，而不能强扭它们互相适应。”

王敬思继续说：“市场的宗旨是：市场经济导向消费者利益。这怎么说呢？市

场经济的各种运动，特别是它所内在包含的供给竞争性，及它所固有的反垄断性、

反特权性，都使我们意识到，市场经济具有这种‘导向消费者利益’的特性，而

广大民众，更多地以消费者的身份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在市场中获得利益。因此，

市场经济的这个利益导向，是符合广大民众利益的，也正因为符合他们的利益，

市场经济才具有存在的理由。当然，每个人都既是生产过程中的环节，因为他必

须成为这个过程中的环节才能获得收入；又是消费活动中的一员，因为他必须消

费才能维持他及其家庭的生存。这样看来，生产与消费应该相等，市场经济不应

该单纯倾向于消费者。但是消费并不单纯是生活消费，还有生产消费，在一个行

业分工的社会里，下游企业需要购买与消费上游企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生产

原料，这样，上游企业的充分供给竞争，会对下游企业的生产有利，因为竞争会

迫使价格下降，从而促进下游企业的生产，促进民众在众多下游企业中的就业，

获得生存的基础。比如曾经有经济学家计算过，如果电费下降 1 角钱，就会使消

费者增加实际收入，相当于电视机降价 370 元，电冰箱降价 670 元，洗衣机降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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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9 元。这对这些轻工业部门的刺激作用是相当显著的。因为电价下降，民众等于

获得了更多收入，民众对电器产品的购买使用量就会增大，就会促进电器生产行

业的发展，就会使更多的人在这些行业中就业，就业反过来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

发展。经济学家们就是以这样的办法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主张，并得到了

政府的采纳。可见，市场经济导向消费者利益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个导向实际上带给我们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人们在传统观念中往往从生产

方面来思考问题，认为企业之间存在竞争，会损害人们的利益，因为人们都是在

企业中就业谋生的。而现在的新思路是：企业是行业分工的，是为消费者服务的，

一个行业中的企业之间的竞争虽然对这些企业本身产生压力甚至利益损害，但却

有利于其它行业、其它企业的利益，比如石油行业内部的充分竞争，有可能迫使

这个行业内部不得不‘减员增效’，但这种措施却有利于其它对石油产品有直接、

间接消费的行业，使它们增员增利。用这个道理我们也可以审视政府体制。政府

很有必要减员增效，因为这样就会使它以更低廉的价格向社会提供行政服务，社

会可以花更少的税钱而得到更好的公正服务。人们对于改革最主要的反对意见就

是国企‘减员增效’问题，他们批判“效率优先”主要就是错误地认为‘效率优

先’中的‘效率’，就是指‘减员增效’中的这种增效方式，即通过减员来增别人

的效。实际上，国企‘减员增效’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由政府所承担的国企一旦

亏损，政府就得花钱补偿这种亏损。政府的钱从何而来？无非是从财政、从银行

贷款中来，最终是从税收中来。于是，实际上是作为纳税人的社会民众承担国企

的亏损，承担它人浮于事而造成的亏空。可见，国企‘减员增效’对于社会民众

来说是有利的。因此，问题不在于这种减员增效，而在于减员增效是否做得公正，

所减人员是否得到社会保障与公平补偿，他们的重新创业是否得到合理对待。任

何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个人企业，都没有责任维持自己员工的福利保障，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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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在企业中都应只获得雇佣利益。企业本身纯粹是一种‘利益趋向动物’，以利

益最大化为惟一宗旨。过去将企业当作维持人们福利保障的机构，不是正确的，

也是政府推卸责任的体现。在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政府则应该进入自己

的角色，即维护公民福利保障利益，政府及所有政府机构，都不能以赚公民的钱

为目的，它必须纯粹以维护与保障公民利益为惟一出发点。如果政府办企业，那

么这些企业必须以不计成本、更不计利润的低廉价格为惟一经营方式。这样，企

业成为‘纯经济动物’，通过市场竞争使企业以纯经济动物的方式向社会提供最大

的有效供给；而政府则成为纯福利保障机构。这就构成了一种职责分明的平衡，

使公民既必须承担责任去劳动，又有一定水平的社会保障。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

谁也不会再指责任何企业的‘减员增效’行为了，因为一旦公民暂时脱离其原来

工作岗位而又一时未能找到新的岗位，政府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就会为他提供必要

支持。”

小叶说：“你这个构思相当干脆利落，企业只管赚钱，只管纳税，而不用管其

它事情。而政府则只管维护自己公民的社会保障，而不管赚钱的事。政府的社会

保障所花的钱从企业中来，因此政府不能损害企业的利益，否则政府就得不到税

钱，就承担不了自己的责任，就会被公民社会所抛弃。”

王敬思说：“说得对！”

王敬思继续说：“那么政府是如何管理国家与社会呢？我们看到了政府行为的

太多错位现象，该做的事它未做，不该做的事它却插手，如政府部门有收费的事

抢着去管，无收费而破费之事，则避之惟恐不快。这样的政府作为当然是远离其

应该承担的责任了。实际上，在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公民有权做任何法律

没有明文禁止做的事，无论做何事，只要法律上没有规定不许做，政府部门就没

有权力禁止公民去做。相对于现在做什么事都要向政府部门申请批准才能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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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相差太远了。前者体现了主权在民，它能够最大程度地挖掘出社会公众的事

业创造力。后者则体现了‘官本位’作风，它对公众的创造力形成了很大的阻碍。

如何构建一个体现以民为本、主权在民的政府体制呢？首先，要确立公民社会中

每个公民的权利观与权利内容，每个公民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就是政府所要维

护的对象，作为从公民社会中内生出来的政府体制，其存在责任与目的就是维护

好每个公民的合理权利，并将这些合理权利法定化。这样，每个公民都有充分的

创业与生活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不侵犯别人的相同权利。如果一个人侵犯了另外

一个人的权利，双方又不能互相协商好解决办法，那么就需要政府的介入，以根

据法律而做出裁决。这样，政府平时的具体工作就是维护好每个公民的合理权利

不受其他公民或者是政府部门本身的侵犯，不论是什么公民，是贫穷还是富裕，

是官还是民，都一律平等，都有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都应该得到政府体制的维

护。这样，通过一种‘权利平衡’，社会获得了均衡和谐的安定发展状态。而社会

的不安定、不和谐，往往源自于一些人对另外一些人权利的侵犯，特别是财产权

的侵犯，这种权利侵犯没有得到纠正与补偿，就会使社会失衡甚至动乱与战争。

可见，政府责任重大，它如果做到维护好每个公民的合理权利，那么，社会安宁

无事，相反，如果它滥用权力谋自己的私利，从而侵犯公民的权利，则社会就失

衡。”

“在这里顺便解释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实质，是竞争利益；可以给它下这样一个定义：人们通过‘资本’这

个手段去获得生存竞争的优势与利益，从而维护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对于人类社

会来说，适当的竞争机制，适当的生存竞争，是激发人们创造精神的必要条件，

因此，资本主义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国家资本主义就不同，因为国家资本主

义的实质就是国家与民争利，或者说把持国家机构的一部分人，通过国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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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与民争利，它将公共权力当作自己的‘资本’，而使这些人自己在社会的生存竞

争中获得优势。这样的资本主义就是所谓‘坏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体现为

政府部门做生意谋利，体现为政府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体现为政

府官员制订政策时为自己的部门与个人争取利益的现象，等等。总之，国家资本

主义是资本主义中最坏的一种形式，是‘坏的资本主义’形态。在典型资本主义

如美国等国家里，它却是最严禁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出现的。比如政府部门与官员

不能经商做生意，政府机构不能依靠向社会收费来维持自己的存在。一切政府部

门与官员，都必须是政府财政供养的，而不是通过向社会收费来供养。而中国许

多部门已经习惯于向社会收费来办事。比如办一种药品的批准文号，需要费用几

百上千万，于是一些好的药物因无法提供这个费用而难以合法生产、合法上市。

又如为了预防狂犬病而要求养狗者向政府部门登记领证，凭证养狗，但由于登记

领证需要花费几百元钱，许多人不想花费，于是，领证收费实际上便成为预防狂

犬病的一个障碍。可见，政府部门乱收费这种国家资本主义现象，实际上是许多

逃避政府管理的社会现象产生出来的重要原因。设立政府部门的目的就是要管理

社会，但它的乱收费，却使社会一心想逃避这种管理，从而使政府部门的作用效

果走向了它的反面。”

小叶插言：“嗯。这样解释‘以民为本’的思想对头，以民为本，主权在民，

它实际上就是要与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性质‘官本位’传统相抗衡。‘官本位’，官

吏管制着社会，它想替公民安排好一切事务，从而让公民处于被动消极位置，这

不利于社会的创新发展。另外，你所提到的‘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意

义明确，并且很有新意，资本主义具有可取性，但凭借公共权力，以公共权力为

‘资本’而与民争利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必须要时刻提防。典型资本主义国家

都不容许国家资本主义存在，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更不应该容许国家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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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了。”

王敬思说：“一般认为，离开了官的安排，社会就会乱。这是一种错误观念。

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组织很强的系统，并且社会本身也会内在地产生出自己的权力

体系，以维护合理的因素，打击不合理的因素，从而起到抑制‘乱’的作用。前

面说了，只要将每个公民的合理权利维护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均衡和谐。乱的表

现无非就是一些人侵犯了另外一些人的权利，只要将每个人的合理权利维护好，

就没有乱，就算乱，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因为并没有人从中失去什么。官的

安排往往表现为‘一刀切’的管制措施，比如以各种证书执照来限制一部分人进

入某种行业。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侵犯另外一部分人权利，通过剥夺一部分人的

权利来维护另一部分人的超额权利。比如，政府往往只准取得医生执业证书的人

在社会上替人看病，这样它实际上剥夺与侵犯了那些没有这类证书的人的行医权

利。这种管制的最大理由就是：医疗是一个风险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相应资质

的人才能从事，否则，将病人治死了，怎么办？当然，从事此项工作需要相应资

质与水平，问题在于一个人是否有这种资质，由谁说了算？通常由政府部门通过

某种形式的考核而定，政府部门发的证明具有合法性。但是，获得证书而没有体

现出相应资质与水平的医生也不少见。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抛开管制，只要医疗

供需双方愿意，并且在双方权利都得以切实维护的情况下，开放包括医疗市场在

内的所有市场，取消一切准入门槛。只要你愿意，你可以替人治病，同样，只要

你愿意，你可以找任何人看病。这样会乱吗？不会。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要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任，你想替别人治病，只要患者不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那么政

府不必管，相反，如果患者认为你治坏了他的病，认为你有责任，那么通过‘投

诉受理机制’，政府部门就会找上门来，辩明是非，主持公正。这样，想替人治病

的人就不再认为可以随心所欲了，他不再认为他一定适合进入医疗行业，除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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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得到进一步的修炼而提高资质与水平。这样，没有执照管制，照样可以管住

许多人，而不让许多无资质的人进入行业。在此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当事双方契约

合同的制度，它灵活地体现出双方权利人的交易要求，政府则替交易双方当事人

维护合同的有效性与对于他们双方的权威性。这样就可以避免政府行为的最大难

题，即‘一刀切’难题。比如医患双方约定治疗，由医方治疗患方的某一疾病，

医方要确保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而患方要确保给予医方必要的报酬。只要双

方自愿订立合同，政府就应该加以维护。这样的好处是灵活对待社会上千差万别

的各个事情的特殊情况，真正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具体解决’，避免形成社

会公众最为厌恶的‘一刀切’现象。也许有人说，医生或者患者一方回避责任，

跑了怎么办？所以需要对每个人进行适当形式的监视。监视并不限制人的自由，

它的目的只是迫使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能出事了可以跑掉。比如每个

成年人必须办一个身份证，就是监视的一种体现。监视并不等于管制，管制是禁

止人做某样事，但监视并不禁止人做某事情，它只是在某人做事时一旦出现与做

事合约不符合的情况，一旦出现损害别人合理权利的事情，可以随时追究责任，

通过这种办法，迫使每个人在做事时谨慎从事，不能乱来。所以，社会并不需要

管制、执照制度，社会公众需要灵活性与创造性，反对因某件事情而打击一大片。

但每个人也必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一旦出事，必须容易追究到责任人。”

小叶说：“这是一个高招，不限制进入门槛，只追究侵犯别人权利的责任，这

样，既维护了公民的充分社会自由，又维护了每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特别是政

府不必作各种各样的管制，从而避免形成歧视与扭曲的局面。”

王敬思说：“所以，我主张‘开放自由，维护权利’，这是一种管理社会最高明

的办法，它容许公民干他想要干的任何事情，只要不产生不利后果，没有侵犯到

别人的权利，就不需要禁止他所做的事。这才是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所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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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的制度架构。在这个制度架构下，目前几乎所有的管制规定都应该取消，比

如各种专营制度，各种行业准入证书制度，各种收费许可制度，各种执业制度，

等等。不过，每个人要干什么事，都要以近乎无偿的低廉代价向政府部门作个登

记，以便有事时能够及时找到你。因为你所干的事情在没有人投诉你侵犯别人权

利时，政府部门不会找你，但在有人投诉时，就会去找你。政府要求你登记你的

从业地址与你的联系方式等等，以便于找你‘算帐’。事实上，这一招比政府证照

管制更厉害，因为对于证照管制制度来说，只要你花些心思获得这类证照，你的

行为就是合法的了。但我们知道，合法的事情并不等于是合理的事情，你向社会

与市场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也不见得一直是有水准的，甚至不见得不是毒品，没

有害处，消费者从你那里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也不见得就有相应质量。因为政府

部门很容易被造假材料所蒙蔽，因此所发给你的证照里很难反映出你的实际的和

长期的水准。因此从确保商品质量与服务水准来说，证照制度并没有什么作用。

比如政府想通过执业医师制度来确保医师的水准与质量，但不难看出，这个制度

很难达到这个目的，因为政府部门所设计出来的一整套形式化的考核程序，很难

充分反映出医师的真实情况。连大学生论文的真假都难以分辨，更何况要判断他

们的无形水平与质量呢？”

“但有些事情所造成的损害很难找到明确的具体责任人和具体的受损人，但它

又确实侵犯到众人与整个社会的权利。这样，政府当然应代替众人与社会，来维

护这些边界模糊的权利了。比如某河流受到某些企业的污染，而这些污染并没有

直接侵犯到具体那个人的权利，但它却确实侵犯了一部分人或者整体社会的权利。

于是通过政府向这些企业索赔，直至其完全补偿它所造成的社会权利受损为止。

这样，谁也不敢再随意制造污染，所制造的污染越大，所要赔偿的利益就越大，

直至企业与其法定责任人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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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叶说：“你构思的政府行为模式很有意义，如果真正按这样的制度办事，那

整个社会就相当完美了。”

王敬思说：“问题就在于：政府部门往往不愿意开放社会管制。同时对维护公

民合理权利的作用不够有力；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制。”

小叶说：“我还以为你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呢？现在你则主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

政府机制。真有意思！”

王敬思说：“说到政府的作用机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一个重要的关系：

监管与管制的关系。监管就是监督管理，而管制则是政府设立某种行业准入的限

制。比如，我们都知道，当企业数量较多时，政府对它们的监管就比较难，于是

它就往往要通过限制企业数量来迁就这种监管，使监管比较容易点。这样，管制

就随之产生了，它往往通过发放经营证照以限制企业数量，来适应政府监管工作。

比如当食品生产企业太多时，政府难以监管其产品质量，而食品质量又与人的健

康密切相关。于是政府就会设立行业准入门槛以限制食品生产企业的数量，从而

形成对食品生产行业的管制。但是，企业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就业民

生，关于到市场的垄断与竞争，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增长发展水平。因此，从社会

经济与就业民生的角度来看，最好没有这种管制。这样，最佳的办法就是提高监

管效率以减少动用管制手段的机会。当监管效率提高 50%时，进入某个行业的企

业与就业人数就会增加 50%，而监管效率的提高则可以在企业数量提高时，确保

行业产品的质量不至滑坡。那么，通过什么方式提高政府部门的监管效率呢？通

过信息化建设与政府机关的勤政措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达到尽可能减少管制

的目的。比如，通过卫星导航系统，就可以监管每一辆在任何道路上行驶的汽车

的行驶状况。这样，电子化、信息化与网络化使监管效率得以大大提高。另一方

面，政府部门的‘勤政’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们能够随时监督检查对象的经营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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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而不象过去那样，只需发下经营执照就可以安枕无忧了。许多案例告知我们，

一个企业有了经营执照并不等于它不再需要受到经常的监督检查了，不能以‘证’

代‘管’，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经常监管企业的经营，督促其提高产品质量，防止其

产品质量滑坡。但这种监管必须是政府的无偿服务，而不是收费服务，否则，企

业必定采取不合作态度，想方设法逃避这种监管，从而增加监管难度。”

“这里主要是揭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管制只是因为监管效率不足而形成的

一种现象。如果监管效率得到有效提高，那么设立市场门槛就不再是必要的了。

那怕是金融行业，这一原理也是适用的。当然，金融工具具有对经济进行宏观调

节的作用，而不单只有一般商品的属性。这样，我们可以通过改进监管方式，提

高监管效率来尽量减少对社会、对行业的管制。更不应该因为监管的懒惰而导致

管制的加强。这本身就对行政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市场经济，不仅包含商品对

等交换的意义，而且还包含社会公众购买行政服务的意义。社会同样需要考虑以

最小的代价而获得最大的行政服务。社会通过缴税而支付行政服务的费用，当然

要求获得‘勤政’服务，不希望看到因勤政不够而致使社会遭到管制的现象出现。

比如，由于矿难事故频繁，所以政府采取了管制措施，关闭了许多矿井企业。但

如果行政部门勤政服务，勤于监管，区别对待，同时认真消除这个行业官商勾结

问题，就可以在不削减现有矿井数量的情况下减少矿难事故发生，就可以不再因

某一二个矿井发生矿难而导致许多矿井关闭。当然，由于监管效率与能力总是有

限的，所以一定程度的管制似乎是必要的。监管 1000 家企业完全可以，监管 10000

家企业基本可行，但监管 1000000 家企业就显然力不从心了。因此要通过设立市

场准入门槛而将企业数量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以便于监管。尽管如此，行政部门

的努力方向仍然是改进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率，以使市场可以容纳更多企业，

使社会经济与就业民生都得到扩展。”

36

听到此，小叶似乎唔出了其中道理：“监管与管制，许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两者

的关系。你将这两者的意义介定清楚，将它们的关系阐述明白，这应该是一个贡

献。其中特别强调管制是因监管效率不足而产生，需要提高监管效率以降低管制

程度，这对人们理解管制的实质，对扩大社会的开放程度与公众的自由选择程度，

具有很大意义。”

王敬思点点头，表示同意。

小叶接着问：“据说目前对市场化改革的争论相当热烈，你上面谈了市场的性

质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那么你又如何来看这场争论呢？”

王敬思说：“由于改革是从传统体制向新体制的转化，所以，改革的每一步骤

都存在着剧烈的争论。许多仍然将传统体制看作社会主义而将市场经济看作资本

主义的人，对改革仍抱强烈批判态度。因此，邓小平在 1992 年‘南巡’中，就着

重抨击此类人所持的观念，使他们暂时收声。但是，每当改革面临问题、出现困

难的时候，他们又再冒出现，借机企图否定改革，企图将历史拉回传统体制。而

目前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使他们认为时机再到，从而掀起今次关于改革的争论。

这种‘借改革发展中所暴露的局部与枝节问题而否定改革发展本身’的做法，在

历史上并不鲜见。1960 年代初的那场改革，就是这样被批判与否定掉的。因此，

今次延续了三十年的改革运动，强调采取‘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要通过

改革来解决’的策略。请注意，这里所说的‘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包含

着‘问题早已存在，只是改革使其暴露出来”的意思，因此，它不是改革所导致

的问题。比如，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大多是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所累积下

来的问题，而不是市场化本身的结果，就象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并不是俄罗斯

社会变革所导致的，而是前苏联体制累积下来的问题所导致的结果，是这些问题

在今天社会变革中暴露出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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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大意义上说，计划经济就是前面所说的一种‘强制代理’，而强制代理

必定使商品价格陷于扭曲，扭曲的价格使生产很难进行，因为在扭曲的价格机制

下，生产有可能陷于亏损，而亏损的生产是难以维持的，除非存在某种补偿机制

来填补所形成的亏损。这样，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实际上陷于‘拆这边补那边’，

‘拆东墙补西墙’的状态，长此以往，经济就会越来越衰弱。另一方面，计划经

济实际上将整个国家的所有企业都集合成一个唯一的超级企业，而其它个别企业

只相当于这个超级企业的一些车间。这样，在这个超级企业内部当然就只需要计

划指令而不需要市场交易了。但是对这个超级企业的管理却耗费了巨大的交易成

本，基层生产活动的真实情况，上层管理者就难以真正了解，基层很容易将真实

情况掩盖，而向上层管理者提供虚假信息，这样，上层当然就不可能发布正确指

令了。实际上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已经看到下层向上层所作的普遍造假现象，‘大

跃进’实际上就是普遍造假使最高层信以为真，从而造成灾难的一个最大的历史

典型，本来粮食并不足，但下级为投上级所好而虚报产量，最高领导认为粮食太

多了，可以‘吃饭不要钱，开放肚皮吃’，最后的结果谁都知道了。政府既不愿放

宽经营权，更不愿放弃所有权，但又鞭长莫及，管理不到的地方普遍存在。这样，

最终这个超级企业不可能维持下去而解体，分出来的无数个别企业之间只好以市

场交易的方式互相联系、互为供需了。但市场交易需要以产权明晰为基础，否则，

不是自己的资产由别人出卖或者购买，必定造成价格扭曲，致使市场经济难以成

立。因此，尽管这个超级企业分裂出无数独立的国有企业，但它们由于产权不明

晰，仍然难以成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

“市场经济按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它体现为回避亏损追求盈利，从而达到优

化资源配置的目的。那么，按前面谈过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充分的供给与需求竞

争条件下，两个（多个）权利人的直接交易。’市场经济强调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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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交易，并且在这种交易中谁也不能形成垄断作用。当然谁都知道，不可能做到

所有交易都是这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易，必然有一些代理关系，对生产者

的代理或者对消费者的代理。前面说了，问题不在于委托---代理关系的存在，而

在于委托人是否有完全的权利自由选择自己的代理人，是否存在强制代理的问题。

如果存在着健全的委托代理关系，那么‘权利人的直接交易’就可以演化为权利

人的间接交易，从而构建一个广泛丰富的市场交易关系。改革就是要根据市场经

济的这个原则建立起一个新的体制，它说明，作为交易中的一方，每个人都要有

自己的应有权利，这个权利集中体现为他的自由选择权，他可以选择自己亲自交

易，也可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代理自己交易，有权拒绝强制代理对自己权利的侵

犯。比如在市场化的一个医疗机制中，医生有权自主行医，而更重要的是，患者

有权选择医生，也有权在医生那里获得相应的知情权，包括医生对自己病情的诊

断情况与他所下的结论，有权知道医生将要采用什么药物或者采取什么方式方法

进行治疗，同时也有权到自己认为适合的地方购买这些药物，有权到合适的地方

进行治疗。而现在由于患者缺乏这些权利，所以现在的医疗体制，还不算是市场

化的医疗体制。人们争论医疗市场化是否过度了，实际上是不足，因为人们并不

了解市场化的原理与原则，所以单纯看到医院与医生的自主权大了，就认为是市

场化了。市场化是供需双方的直接交易，并且谁也不对谁构成垄断，这才是真正

的市场化。可见，市场化的一个延伸意义就是自主选择权的最大化，它既包括生

产供给者的自主选择权，也包括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这两方面的选择权都要最

大化，这样才算是市场化，算是市场经济。而在医疗、教育、住房等关键领域，

供给者获得了更大自主权，但消费者并未获得相应的选择自主权，这样就不正常

了，不是正常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生产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特别是自主

定价权，这是必要的，但是它不能在拥有市场垄断权的情况下具有这个权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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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条件下，它不应该拥有这个权利，只有在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只有在承担市

场竞争的条件下，它才能拥有这个权利。而市场开放，就是给予消费者以选择自

主权。前面曾经指出‘市场经济导向消费者利益’，可见，首先应该开放市场以让

消费者具有选择权，才能给生产者以经营管理和定价的自主权。生产者具有这种

自主权，是生产获得刺激的必要前提，计划经济的失败，很大原因是因为具体生

产者丧失了这个权利的缘故。不过对于国企，在所有权属于国家的情况下扩大企

业的经营自主权，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矛盾，因为扩大经营自主权，会使所有权益

有可能受到经营权的侵害，经营者有可能以各种方式，以‘内部人控制’的便利，

化公为私。因此所谓‘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一笔资产

的所有权属于谁，谁就是这笔资产的经营管理者，至于他是亲自经营管理还是委

托别人替他经营管理，那只不过是经营权的各种不同的体现方式，并不是什么‘所

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实际上我们看到在私人企业里，并不象国有企业那样，存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象与问题。经营权永远属于老板本人，但他并不一

定亲自经营管理，并不一定做具体事务，他委托某些人做经理帮他经营管理，是

体现他经营权的一个方式。也许有人说，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企业，不是典

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案例吗？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企业由最大

股东具体经营与管理，这已经是通常惯例，这说明，那怕在股份制企业里，所有

权与经营权也是不分离的。如果一个企业有无数股东，但每个股东都一样大，那

么这些股东就集中起来，民主管理，如果不能民主管理，那么会有人将自己的股

份转卖给其他人，从而形成一些最大股东或者一个最大股东，企业则由最大股东

经营。由此可见，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错误的，这体现了国有经济自己所面

临的一种尴尬局面。国家创建了一些企业，现在又要求国家不能对这些企业的经

营管理具有什么发言权，这显得很荒唐，国家指令某些人来具体管理这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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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事权本身就已经体现了国家的这种经营管理权了，它的经营权是通过它所

指定的人来实现。因此要国家放弃对自己企业的经营权是错误的。但是国家经营

企业确实又会束缚企业的运行机制与发展前途，使企业难以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

境下生存。这样的话，国家既办企业，又没有能力将企业经营好，放弃经营权又

很容易使企业被‘内部人’化公为私的侵吞，那么，国家就不应该办企业了。因

此，过去的时代，实际上不是计划经济的错，而是国有制的错。”

“也许又有人说，如果国家列出一些重要指标，指定国有企业一定要负责达到，

比如，通常要求国有企业向国家每年‘承包’多少利润，那么国有企业由这种责

任制下不是可以换来经营自主权吗？确实，过去国有企业也曾搞过承包制，主要

就是利润上缴的承包制，不过最后也不了了之。因为这个制度似乎带来承包者及

企业行为的‘短期效应’，不顾企业的长远发展，过度利用企业的存量资源而谋取

承包者个人私利，尽管这种私利行为在‘承包制’下显得很合法。另外，承包制

下承包人之容易获利，大多数是因为企业以前的经营状况很差但又容易搞好获利，

因此使人承包人感到，只要专心花些心思，企业就很容易赚钱。比如一个国有企

业或某个公家单位，100 多人无论如何干，每年总收入也只是 6、7 百万，但一搞

承包制，企业一下子就可以有 1 千多万元的总收入，因此在承包制下，企业的潜

力得以发挥出来了，并且是透支了企业的潜力。因为企业毕竟不是承包人的，他

当然不管企业的长期生存问题，而此时在承包制下，企业所有者又不能干预企业

的具体经营事务。因此，承包制实际上存在着这种漏洞。以承包制去搞活企业，

自以为承包制能够体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合理性，自以为用放弃经营

权可以换来长期稳定的利润收益。但是，不难理解，承包人很容易透支所承包企

业长期累积起来的潜力与利益，由此去建立自己的企业。因此，承包制与其说是

国有企业的一个出路，不如说是承包人为创建自己的企业而进行的一次‘实战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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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与资本积累的准备，特别是承包人原来为国有企业职工的时候，情况更是这

样。”

“从经济发展来说，国家不该办企业，那怕‘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不应该；而

从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掌控来说，国家应该办企业，并且是行政垄断基础资源的企

业。上世纪 50 年代初期，陈云创建了对中国经济体制具有重大影响的‘统购统销’

制度，它在当时的物质稀缺情况下对抑制过度投机，从而维护国家的存在与发展

都具有重大意义。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市场机制的合理边界。简单地说，市场机

制的合理边界是：当需求的增大能够自然地刺激供给的相应增大时，即可以引入

市场机制，相反，当需求增大未能引起供给增大时，即不能引入市场机制。这种

供给包括即时供给与潜在供给，即时供给指在需求增大时随即引起的供给增大，

而潜在供给则在需求增大后一段不长时间内供给得以相应增大。不要小看这个道

理，因为它使我们可以解释休克疗法在德国、俄罗斯与某些东欧国家的不同效果。

战后德国曾经实行过突然间开放物价的‘休克疗法’，结果它成功了，因为德国在

战前就已经拥有一定的生产力基础。而在前社会主义国家里，首先实行休克疗法

的波利维亚与波兰，在实行休克疗法后，经过近三年的痛苦历程，经济改革一举

获得成功。此时，经济学家们通过观察鸡蛋在自由市场中的价格变化情况来判断

改革是否获得成功。他们认为，如果不受管制的鸡蛋价格开始下降，则说明休克

疗法开始收到效果。但是，休克疗法却使俄罗斯陷于极大的混乱，经济状况长期

处于低劣状态。为什么？那是因为俄罗斯缺乏相应的潜在生产力来实现休克疗法

所要求的价格放开。价格放开，由于缺乏相应的供给，所以导致价格长期迅猛上

涨，从而对俄罗斯社会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从这个机制来看，问题并不在于休

克疗法，而在于俄罗斯以至前苏联的体制对社会生产力的过度抑制上，因此，实

际上是苏联体制积重难返的问题所导致的结果。而许多人利用休克疗法在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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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失败，大肆指责市场经济，这是不正确的，甚至是无知的。又如在中国，出于

国家掌控经济命脉而建立起来的国有垄断行业，比如能源、电信、医疗、教育、

铁路，包括住房，由于垄断使其供给能力不足，因此就不能实行市场机制，即不

能将它们的价格放开，这些行业的垄断企业不应该具有以定价权为主的经营自主

权。而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在以‘公有制’的名义维持这些行业垄断

地位不变的情况下，单纯给予企业以经营自主权，于是就使改革陷于类似休克疗

法的后果之中。”

小叶接过话头，说：“你一口气说了那么多，道理深刻而独特，批判了习惯观

念，真不错。它使我认识到，所谓‘市场化’并不象一般人所以为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人们对‘市场’这个概念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不弄清楚基本概念就对之大

加批判，大发言论，当然是不妥当的。最近我看了一本关于陈云的书，只是‘小

学生’、企业学徒工出身的陈云是 1950 年代前后中国经济架构的直接设计与创建

者。他办的几件事情都具有重大的经济学意义。如他以纯市场的手段打击棉纱与

粮食投机行为，通过集中暂时足量的供给，将投机商人的投机行为击败，同时也

将近 10 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控制住了。不过由于当时的粮食供给仍然处于非常稀缺

的状态，所以后来就不得不采取‘统购统销’的政策。不过这个政策对生产粮食

的农民仍然尽量采取等价交换的策略，所以农民们仍然感到满意，等于农民与国

家签订了一个长期的交易合同，不象后来集体化时的无偿征调。可见，你所说的

市场机制的合理边界：供给与需求相适应，是很有道理的。‘统购统销’到上世纪

80 年代后废除，建立了粮食的购销开放市场，粮食商贩再次成为粮食市场的主导

力量，但是他们再没有能力垄断与投机粮食市场了，因为随着‘包产到户’的变

革，粮食供给得到了极大增强。”

王敬思说：“说得对。前面说了，‘市场’就是：两个（多个）权利人的直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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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在这些直接交易背后存在着充分的供给与需求的竞争。它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个是权利人的直接交易；另外一个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如果不满足两方面的

意义，那么市场就会‘失灵’，就不该采取伪市场的方式来运行经济。而一切政府

行为，归根结底只是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创造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吧了，这是政府的

基本职能，它不应该取代市场的作用。”

小叶说：“前面你提到‘以民为本’，那么它与‘以人为本’有何不同吗？”

王敬思说：“基本上，人们将这两者混为一谈了，并不懂得仔细区分它们的不

同意义。‘以民为本’与‘以官为本’即‘官本位’相对应；在当今‘官本位’风

气仍然不减的情况下，提出‘以民为本’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以民为本的核心意

义是‘主权在民’，这个世界首先是民的世界，民有权在其中自由生活。而‘官’

与政府，只不过是民众为了获得权利平衡而互相契约形成的被民赋予相应权威的

结构，它虽然有权威，但必须得到民众的授权才能作为。民众通过宪法等形式将

权力授予政府，政府行为当然不能够超越于宪法所赋予权力的范围，不能违背宪

法精神而对公民进行管制，更不能操纵宪法制订对自己有利的条款。而‘以人为

本’则与‘以物为本’相对应。在物质稀缺的情况下，物甚至显得比人的生命更

珍贵，在异常干旱的沙漠，水有时候显得比人的生命更宝贵。但是，无论如何，

物比人的生活与生命更珍贵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畸形的。但也只有在社会生产

率达到一定程度，社会拥有了一定丰度的财富后，一个社会才能提出‘以人为本’

的思想，并成为政府制订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是仍然有些物品资源是稀缺

的，在这种情况下，‘以人为本’就会遭受一些折扣。比如在石油与电力短缺的时

候，其价格就不得不上涨，或者不得不暂时中断供给，而价格上涨和供给中断就

会缩小人们的生活空间，从而对‘以人为本’的基本策略构成负面作用。比如水

是非常重要的日常生活物资，而在北方广大地区，长年干旱，于是水自然是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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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当水价提高到反映其稀缺程度的水平时，我们就看到许多浪费水的现象。

而当水价提高到反映其稀缺程度的水平时，就会对人的生活构成负面影响，从而

违背‘以人为本’精神，使人觉得水比人的需要更受重视。可见，一方面要节约

使用资源，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好‘以人为本’的基本策略，让人觉得当有需要时

能够以低廉的代价得到资源。因此，一方面要保证廉价供给需要，另一方面又要

杜绝不必要的浪费，如果我们不能限制浪费，那么我们就难以享受到需要时的廉

价获得，就难以享受到‘以人为本’所具有的好处。‘按需分配’是个好思想，它

的意思应该是‘有需要时才获得分配’，它不能理解成随便获得与多余享受。”

“有道理！”小叶称赞地说。两人聊得投入，不觉时光将晚，各自回家去了。

作者：木辛在海归茶馆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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