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从有了分子生物学以后,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也就是说分子的改变和整体看到的变化无法对应起来。这里面原因很多,我在前文也列举了一些,如:整体的复杂性、分子数目庞大、联系方式复杂(网络联系,而不是“单线联系”)、分子间的相互影响(interaction、cross-talk),甚至还涉及不当分解、最小功能单位等概念。而系统生物学要利用现代系统论的理论和计算机技术,实现从基因到细胞、到组织、到个体的各个层次的整合。这种整合,英文应该是“Integration”,是对不同层次分解分析结果的整合。换句话说,不同层次分解分析结果,是整合的水之源、木之本。没有数据便去整合,“那不是见鬼了吗?”(伟大领袖又发怒了)。之所以系统生物学目前广受“空泛”的指责,就是还没有拿出能广泛应用、解决问题的公式、模型,没有找到信号传递的规律,只能“step by step”地去碰。换句话说,逻辑推理在这儿派不上什么用场,只有靠实证解决问题。
“还原论”一词十分年轻,它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第一个用到它的是著名哲学家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51年蒯因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正式提出还原论(reductionism,又翻译为还原主义)一词。虽然还原论的概念历史不长,但还原论思想本身却久远得多,许多哲学家和科学家曾对它进行过考察和研究。在中国文化中,把对象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去研究的做法古已有之,阴阳五行、五脏六腑、元气说等就是例证。在西方文化中,还原的信念更是源远流长,古希腊的先哲们大部分都有这样的思想。例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里特的火、恩培多克勒的四素说(水、火、土、气)、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等等,都试图把自然现象的复杂性认识归结到寻求一种或几种本源。德谟克里特关于世界一切事物和过程都可还原到“原子”的属性及其运动的原子论,就是一种典型的朴素还原论思想。但无论古中国,还是古希腊等其他古代民族,都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方法,更谈不上形成现代还原论这种完整的方法论。
在美国这样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还要受到来自宗教的压力。所以美国的后基因组计划“从基因组到生命(Genomes to Life,GTL)”选题就非常巧妙,人家研究内容是几千种微生物的基因组及微生物系统是如何调控生命活动的,目的、意义冠冕堂皇:使用生物手段帮助美国政府和世界解决能源和环境难题。其实谁都知道这项研究对生命科学的价值绝不仅仅是“解决能源和环境难题”这么简单,而是通过这项研究进一步了解生命体系的分子组成、调控方式,以及整个生物体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与机制,促进生物、物理、计算科学多学科的交叉与进步,为多角度的全面解析生物体打下基础,来指导后续的生物学研究。用基因工程制造分解石油的超级细菌,生产胰岛素的大肠杆菌,宗教团体总不能去反对吧。再有,微生物结构简单,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明确,研究起来比较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