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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胡宗南是长期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间谍 (张戎)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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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宗南是长期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间谍 (张戎)ZT   
所跟贴 胡宗南是长期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红色间谍 (张戎)ZT -- ceo/cfo - (4201 Byte) 2006-6-28 周三, 03:51 (3060 reads)
狼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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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衔: 海归元勋

头衔: 海归元勋
声望: 院士
性别: 性别:男年龄: -310
加入时间: 1970/01/01
文章: 25707
来自: 美国
海归分: 6039782
文章标题: 张戎欺世盗名，哗众取宠，所作不值一哂。贴一以前海归网旧贴：河口血战 (755 reads)      时间: 2006-6-28 周三, 16:35   
作者：狼协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胡宗南如果是共特，这样几乎要致共产党的最大主力于死地，那这样的共特对党国可是太需要了。

按照张戎的逻辑，蒋介石应该是最大的共特。因为他葬送了八百万军队，把江山送给了共产党。


蓝衣社碎片8 (159 reads) 时间: 29 9 2003 12:37 编辑/删除文章 删除这篇文章 查看作者IP
作者：Anonymous 在 海归论坛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s://www.haiguinet.com

第八章 元旦公告
　　
　　1、
　　
　　1984年，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徐向前元帅，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始撰写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他的回忆从山西五台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写过“当店员”、“入黄埔”后，他的笔墨转入了一条遥远苍茫的山脉------大别山。
　　50多年前，他和自己的黄埔同学曾中生、许继慎、蔡申熙等一起，从数百个人、几十条枪开始，在大别山创建了一个红色的土地。在他们的手上，大别山变了模样。每一个集镇都有列宁路、列宁小学、平民医院、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一首清脆的歌谣，更传遍了山麓，那就是《送郎当红军》。
　　当他苍老的眼神回顾大别山时，他还记起了一个比他小10岁的姑娘。姑娘是那片水土的女儿，1928年，这个叫程训宣的姑娘成了他的妻子。但多少年来，元帅一直回避谈到她。是漠忘呢？还是因为那个历史太沉重？
　　1931年年底到次年春夏，在豫南的一个小镇白雀园，程训宣和她的弟弟，连同元帅的许多黄埔密友，一同在持续三月、惨绝人寰的大“肃反”中遇难。这就是著名的“白雀园惨案”。大别山的“红色黄埔”势力，就是在这个惨案后开始没落的。
　　
　　惨案的导火线如芥末之微。它是一封来自南京的书信。
　　1931年深秋，一个叫“钟蜀武”的人潜入大别山。他一身行商装扮，到达军事重地七里坪镇后，才声称受红12师师长许继慎的故人委托，来送一封信。“故人”就是许继慎的黄埔一期同学、南京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
　　许继慎先是感到意外。“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和曾扩情以前虽是密友，但自从两人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已经四五年没有通音讯了。但这封信继而又让他感到释然，信很短也很平常，与曾扩情的形象没有丝毫两样，充满了念旧的色彩。
　　于是，他收下信后，把钟蜀武打发走了。但一个多月后，钟蜀武再次来访。这次，他不仅带来了曾扩情的又一封书信，而且还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两封信感情色彩都异常浓烈，用字也相当暧昧，甚至有“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的字样。
　　许继慎立即警惕起来。《皖西革命史》记载，他“立即把钟蜀武和曾扩情的书信送到了军部，并向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做了汇报”。
　　但这封信不久落入了在大别山主持肃反的张国焘手里。11月3日深夜，许继慎被秘密勒死在苏区首府新集镇的保卫局牢房里；次日，其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枪杀于英山上河滩。
　　许继慎灭门惨案后，大清洗公开化了。短短十天时间，在白雀园镇石巷、土城门两地，红四军被屠杀团以上军官96人，其中黄埔学生数十人连同妇孺清一色灭门。
　　11月中旬，清洗从军官波及到普通士兵和地方干部。程训宣及其亲弟，以及王树声的妹妹都在此时遇害。《历史的回顾》写到：官兵总数为1万5千人的红四军，“被肃掉了2，500余人”。
　　此后，肃反又向地方政权蔓延。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被屠杀一光；霍丘县连炊事员、马夫、帐房都没有放过，砍杀殆尽；商南县政府48名干部被杀45名；英山县政府11名干部被杀10名；六安独立团一次枪杀200余人；红山警卫团八连100多人全部活埋……
　　屠杀一直持续到1932夏天，并波及了街巷、居民，“富农及别的坏成分，无故被杀在一千五六百人以上。杀人玩起了花样，有点天灯的，也有剥皮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整整十年以后，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才洋洋自得地对徐向前的同事陈毅说到：“我们不过略施小计，张国焘就杀掉了许继慎。但我们预料不到的，是张国焘还帮我们杀了那么多人。……”
　　此时，张国焘早已投靠戴笠、成为一名特务了。
　　
　　2、
　　
　　对大别山来说，这个“离间计”的确是“略施小计”。1932年7月初，从大别山内开出来的大批红军，集结在鄂东北的黄安、河口一线，而后大部主力攻坚重镇麻城，另一翼则沿聂水南下，试图饮马黄陂、武汉。
　　但麻城战役进入了僵持阶段，南下部队更无法进抵武汉。此时，在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里，一个决定性的地名出现了，那就是河口镇。
　　河口镇位于鄂东北，因聂水河在这里分流而得名。镇很小，只有几百户居民和弯街边散落的几家染坊、油作坊、山货铺。但它是大别山的门户，此时张国焘的两股部队更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试图会师河口，而后重返大别山。因此，河口虽小，布防、得失却牵动战争全局。
　　著名的“河口血战”因此爆发了。
　　
　　1932年9月下旬的一天，胡宗南部猛轰几炮，就全歼了河口区区百余人的地方武装，而后迅速强占聂水滩头。1万余名士兵沿聂水的河滩、田野修筑了简易工事。与此同时，蓝衣社另一首脑俞济时，率其素有“御林军”之称的88师从鄂南开赴河口增援。
　　几天时间，河口变得警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目光森冷，烤蓝的枪管、暗堡和铁丝网，在月光下都折射出令人胆寒的死亡气息。
　　10月8日晚，张国焘进攻麻城的主力部队在河口与胡宗南部接触。发现敌情，士兵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并不管不顾地射了几枪。然后，早已布置好的火力网也一齐开火。机枪疯狂地朝那些已连续作战几月、未进行任何休整的红军战士扫射着。
　　对胡宗南来说，这是策划已久的一个血战。但张国焘部自麻城攻坚失利、决定从河口突围后，已如同无头苍蝇。形势太过急转直下，仅仅在不到3个月以前，他们还声称要“占领麻城、武汉”，此时面临的却是关乎生存的血战。
　　河口血战，对张国焘、徐向前部是一个遭遇战。训练有素的老兵在机枪响起的那一刻都一片混乱，更不用说刚刚从赤卫队转入正规军的新兵了。
　　但这毕竟是一支作风顽强、经过彻底党化教育的部队。在第一轮攻击结束后，徐向前立即下令收缩部队，一面对背后追兵严密警戒，另一面，是组织最精锐的团队向当面之敌进行集团冲锋。试图一举突破河口防线。
　　在前后夹击下，要生存要活命，张国焘部都只能拼死决战。充当集团冲锋主力的，是红军一个著名的猛将，曾在少林寺习武，以胆子大、不怕死著称的团长许世友。他的团队在他的训练下，也有尚武传统，几乎人人一把大刀。此时他呼喝一声，团队在两翼友军配合下当先而出，直逼防线核心。
　　“天下第一师” 胡宗南部、和南京“御林军”俞济时部也志在必得。在集团冲锋抵近阵地、火力网已失效的情况下，胡宗南组织反冲锋。几千人应声而出。就传统而言，第1师是典型的黄埔遗产，排以上的基层骨干几乎清一色是黄埔毕业生，并在中原大战的冲锋恶战、在胡宗南种种苛酷的山地训练下，成为南京最精锐、最勇悍的师团。
　　刺刀闪光、士兵呼号。这样的危急情况，使两军直接对峙的第一仗变成了决战。阵前，白刃战、肉搏战开始了。
　　当夜，天上月明星稀，长空如洗，一片恬静气息。但在人间，是千军万马的号角、连成一片的鲜血、苍劲嘶哑的嗓音、燃烧到天际的火光、山呼海啸的人流……是最惨淡的景象。这是典型的硬碰硬恶战，无数伤员、尸体被抬了下来，又有无数人顶了上去。战事空前残酷，一轮一轮的冲锋和反冲锋交替进行。军人形成的铁流如同海上的惊涛，不断拍打、冲击、席卷向对方的阵地。
　　下半夜，付出重大伤亡后，徐向前一改冲锋战术，实施梯队式冲锋。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在一轮冲锋接近尾声时，胡宗南、俞济时的反冲锋集团声势已竭，而下一轮反冲锋团队尚未进入阵前。此时，徐向前的第二梯队冲锋已经呼吼地逼近。一部生力军配合前冲锋梯队，迅速牵制阵前反冲锋团队，另一部直逼河口阵地。
　　此时，胡宗南脸色铁青，不断呼喝自己的部下死守阵地。他是一个极其朴素、随和的军人，常年一身旧军装，连皮鞋都只有两双；他常年身先士卒，能叫出许多普通士兵的名字，极得部属的爱戴。但在阵地呈现不支之际，他挥舞手枪、目光凶狠，一会扬言要枪毙了谁，一会抓起一挺机枪要自己冲上去……
　　是夜，在梯队冲锋的战术冲击下，胡宗南的河口阵地，终于退守数里。
　　该役打得昏天黑地。该役，由于双方从一开始就对实力不作任何保留，均伤亡重大。胡、俞两部损失二千余人；张国焘、徐向前部损失约四千人，一些团队的建制已不复存在。
　　
　　河口血战整整打了三天三夜。10月9日，2师黄杰部增援。3个蓝衣社将军指挥的3万余人部队进行了战术分工。胡宗南、黄杰各一部继续组织冲锋，其余部队则修筑工事，计划以新建工事为支撑，夺回河口阵地、阻击敌军，并等待友军从敌后发起攻击。
　　由徐向前、陈赓、蔡申熙三个同样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指挥的3万余名红军，在弹药、粮食、状态上均已衰竭。10月9日，红军的战场势态较为被动，以坚守阵地为主。
　　下午，惨烈的坚守开始了。胡黄两部一口气进行了七、八次冲锋。冲锋也采用梯队战术。红军拼死顽抗，绝大多数官兵都杀红了眼睛，阵地前后，横七竖八地是无数的伤员、病员。许许多多人在这个下午死去。
　　当日，主要将领蔡申熙受重伤，并于次日阵亡；另一将领甘济时阵亡。许多充任团营职务的黄埔学生阵亡。在大别山的“肃反”后，“红色黄埔”势力至此几近消亡殆尽。
　　在兵势已竭的情况下，9、10两日，红军损失了接近一半的人马，并且几乎打光了弹药。撤退到根据地的河口血战目标，至此已全面落空。继续争夺河口，全军覆没不可避免。
　　10月10日，源源不断的南京部队陆续开来。同时，在河口镇黄柴畈村的一间破庙里，那台陈旧的15瓦电台再次截获情报：约10个师的南京部队将“合围河口”。
　　徐向前一面命令各部殊死抵抗，另一面，匆忙要求召开紧急会议。
　　
　　事实上，这个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黄柴畈会议”，过程简短极了。当天，濒临绝境的红军，作出了放弃根据地的决定。10月11日深夜，张国焘部在丢下1万多具尸体后，回避河口强敌，从胡宗南部的侧后方突围。
　　胡宗南部死追不舍。他们不给张国焘部任何喘息的机会。红四军寻求重建根据地的决心，让位给了悲歌、沉重的三千里流亡。这一年秋冬，大约2万名的士兵告别了经营日久的大别山，走上了漫漫逃亡路。这几乎就是后来长征的预演。出中原、过关中、进陕西……他们一路面对着严寒、饥饿、逃溃、追兵，一路面对着无数敌军的围堵。名将卫立煌，以及蒋伏生等部都在追击围堵之列。而最可怕的还是胡宗南部，两军的近距离接触、频繁交火，整整三千华里。
　　在露水凄凉、庐舍废墟的中原，在地势险要的秦岭山脉一线，两支部队越走越荒凉，筹集粮饷越来越困难，天气则越来越冷。两支军队在较量的已经不是战争技能了，他们是在和残酷的自然，和自己的求生可能作战。……特别是无后方、无补充、无休息、无支援的红军，景况更加艰难。士兵的口中，不断地呼出热气，大多数人的脸部、手脚，都长满了冻疮，许多人把麻袋、蓑衣都顶在身上御寒。不断地有人倒下、冻毙。
　　1932年秋冬的西部大地，就这样一前一后地流亡着这两支“叫花子”部队。
　　当年底，只剩下几千人的张国焘部队，摇摇晃晃地到了陕南要塞漫川关下。雄关如铁，决不可能抢关成功；而追兵，只有几步之遥了。
　　
　　3、
　　
　　1932年胡宗南的形象，和1935年是否相似？在漫川关下，张国焘部队又重演了河口的一幕，他们从尾追堵截中找出了一个缺口，连夜南下逃亡，最终重建了川北根据地。从此，胡宗南经常被政敌笑话为“草包将军”。
　　但从这一年起，他的部队就势留在了西北。到1935年，当杰出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深入西北，进行《中国的西北角》长篇通讯的写作时，胡宗南部正驻扎甘肃。他的第1师师部，在陇东甘谷的一个叫“三十里铺”的小地方。
　　此时，胡宗南不仅因为几乎击垮了张国焘，而且因为效仿康泽的江西别动队模式，在陇东南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他一举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在陇东南、在西北，胡宗南都是正直、廉洁的化身。这样，范长江也自然希望能够采访他。
　　在预约后，范长江奔波了数百里地，来到三十里铺。
　　依然是严冬。陇东天寒地冻、北风彻骨，一路的景象依然是无比萧条，但居民的生计却似乎在恢复。范长江一路地想，莫非这是陇东南改革的结果？
　　大约是黄昏时分，范长江才拍打着雪花，由卫兵带领着走进一个小庙。这就是胡宗南的师部。然后，范长江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前的那一个人，就是推进陇东南改革的青年将军？
　　小庙门窗不全、破旧不堪，北风呼呼地灌了进来。这还不算什么，范长江发现，庙里居然没有生火，而眼前的那个身材矮小的军人，居然只穿一身陈旧的单衣！他似乎只是一个伙夫、列兵，身上所有裸露出来的皮肤，都裂出一道道口子，长满了无数冻疮。
　　在阴沉的小庙里，只有他挺立的站姿、平直沉稳的眼光，那种真正的军人气质，才让人把他和“胡宗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胡宗南热情地和范长江握手。对于这个天津租界里的文弱书生，他素有好感，以为是一个“铁肩担道义”的人物。宾主开始自由地交谈。有关陇东南的社会改革，有关第1师官兵的日常生活，是他们对话的重点。
　　天色迅速地暗了下来，这时，胡宗南招呼范长江吃晚饭。已经不再意外的范长江，看着勤务兵捧上两碗糙米饭和两个家常素菜，菜里的油花很少。最后，勤务兵又端上了一份木须肉。胡宗南似乎有些过意不去，连声地道歉。但范长江一下子明白了，那份木须肉还是招待客人时才有的菜。
　　以独立、公正著称的范长江一下子被感动了。两个人在饭后又挑灯而谈。这一夜，胡宗南几乎陪他谈了一个通宵。
　　次日，当范长江提出要拍摄《胡宗南将军和他的天下第一军》等一组采访相片时，胡宗南披上了一件大衣，然后，笑呵呵地对范长江说，这是他最好的衣服。
　　这次采访，使一直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范长江感到了一丝困惑。这是和他的民国印象，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的民国。两人从此成为朋友。次年初，《大公报》天津版就全文刊登了这个有关胡宗南的采访通讯。而许多年以后，胡宗南仍然只肯接受《大公报》的采访。他毕生都极为尊重范长江。
　　这就是1935年的、有关胡宗南的一幅素描。但当时的范长江并不知道，这个形象不仅是这个廉洁却畸形的军人，成为煊赫一时的“西北王”的因素之一；它也是胡宗南的“校长”蒋介石，在1933年初试图为南京官僚集体描绘的一幅生活画像。
　　
　　3、
　　
　　1932年12月30日午后，南京。
　　这一天南京的阳光极为明媚。摊贩、小商人依旧奔波于生计，市井依旧熙熙攘攘。在丁家桥、三元巷、复成桥等政府重地，面貌严肃、目光警惕的卫兵和游动哨，仍然指挥着进进出出的黑色小车。
　　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这一天的南京，依旧貌似刻苦、严谨、古老、传统。“南京是灰色的，官僚的，它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味道……”，一个抵达南京不久的《纽约时报》年轻记者，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这样描述他对南京的印象。但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并不知道，这才象是一个农业中国的首都。它要以自己的威严、威仪，来俯视亿兆众生。
　　这一天，已计划回溪口小镇过元旦并静养一段日子的蒋介石，授意他的“文胆”陈布雷，“致令陈立夫、康泽，明日在首都各报刊登国府的禁赌令禁嫖令。明示一下，以汉口为榜样，凡大小官员违令者一律重惩。另，自民国二十二年元旦起，国府将致力革新社会风气、根绝官员腐败。二十二年将为民国之道德复兴、革新鼎元之年！……”
　　12月31日，《中央日报》、《中国日报》等首都数十份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刊登了《国府禁令》。《申报》、《新闻报》等淞沪主要报纸纷纷转载。与此同时，在国府任职的大多数公务员，也都收到了行政院的这纸公告。
　　许多外国观察家注意到了这个动态。感觉南京“有一股让人窒息的味道”的那位年轻记者，在写过南京印象后接着写到：
　　“……蒋介石将军的‘复出’已经有一年时间了。如果说这一年南京有什么变化的话，就是他终于牢固地掌握了权力。……但一年后，这个令我们西方人感到亲切的基督徒，已经向这个政府最重大、最可怕的敌人------令人吃惊的、将最终吞噬掉这个政府的腐败------发起挑战了。……或者到明年的今天，我能够对这个政府更有信心。”
　　这个记录者以年轻人特有的激动来看待这个公告。但另一个40多岁的外国人，在南京已居住了6年的《泰晤士报》记者，却显然质疑多于激动：
　　“今天在许多西方人活动的场所，人们纷纷议论着南京的一个新动作。他们说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很可能将在上帝所护佑的一个军人的领导下，进入它的复兴时代，用中国人的话来说，是‘中兴’。……这个中兴将从禁绝官员私生活糜烂的方面开始。但问题是这个政府一直说得太多，做得又太少。我必须说，对它，我已经失去信心了。……至于那个被看作是杰出人物的军人，我也并不认为他是西方的朋友。在我看来他只是浙江乡下祠堂里的一个族长，他属于上一个世纪。……”
　　大部分的西方人，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以既希望又“姑且观之”的复杂态度，去看待这个“元旦公告”，去等待所谓的“革新鼎元”。但在南京的另一些人并不如此。
　　
　　这一天，已到达溪口小镇的蒋介石，他的两份手谕先后送达了明瓦廊。第一份手谕使腾杰呆若木鸡，继而到达的另一份，却使他百感交集、五味俱全。
　　蓝衣社总社从八宝街迁到明瓦廊已经将近半年了。几个月的时间，以总政训处、毕业生调查处为“掩护和运用机关”，蓝衣社已建立了十个支社，其中“3个设在南京，其余分别在上海、汉口、杭州、北平、洛阳、兰州和广州等地”。数以千计的小组，无声地监视着一个个街区、建筑。
　　以南京为例，在南京3个支社中，仅“第一支社（就）有成员1，582人”，其中军人（含特务）693人，文人、记者、公务员533人，大学生356人。此外，全国社员、会员数达到了万余人。它“以秘密对秘密”，1932年上半年在淞沪就破获了几十个共产党机关，捕获600余人，迫使中共中央迁往瑞金。
　　腾杰所计划的“发展精英”、1931年到1933年为“干部年”的设想，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计划。但自从搬到明瓦廊，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扼制着他的作为。
　　晚年腾杰曾回忆，在八宝街时期，蒋介石“交给力行社办理的公文件数之多，甚至特别刻有‘交腾杰核办’之木章”。但在此间，他们却有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冲突。
　　冲突几乎从第一天就开始了。如同晚年邓文仪所追忆的，1932年3月底，“蒋氏曾三次向腾杰婉言推荐戴笠”，但一直到第三次，腾杰才勉强同意戴笠出任特务处长。这让蒋介石相当不快。
　　而发生在次月的“葛武綮事件”，更使他们的矛盾公开化。
　　葛武綮是黄埔二期学生，二郎庙时期的力行社成员之一。他因为过去的一些工作阅历，和陈立夫建立了诸多联系。4月份，陈立夫要求他提供力行社的早期计划。葛武綮当即就整理了一份材料。
　　仅仅几天后，不知道是阴错阳差还是陈立夫有意的安排，腾杰就“在陈立夫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这份材料”。他不动声色，偷偷地将材料带了回来。随后在八宝街，他以书记身份要求处死葛武綮。
　　蒋介石却厉声指责了腾杰。原因是作为一个黄埔学生，作为“正人君子”，不应有偷窃材料的行为。因此，这样得来的证据，他“不予理会”。
　　这个离奇、反常的态度使“葛武綮事件”显得烟波诡异。几天后，在腾杰的垂头丧气中，葛武綮仅仅受到了“开除社籍”的轻微惩处。不久，他脱下军装变为文职，出任宁夏教育厅长，从此逗留在了西北。
　　从“葛武綮事件”开始，日常社务中，两人冲突不断。“有时蒋氏的意见并不被采纳，甚至在开会时当面争执”（邓元忠，《邓文仪访问》）。
　　“意见”之外，还有作风。蒋介石重“人治”，而腾杰重“制度”。许许多多西方人都注意到蒋介石“越权控制和不顾正常程序的个人偏好”，腾杰也深有此感。于是这一年10月初，他和肖赞育上书给蒋介石，对这个“校长”直言批评，说他“喜怒无常”。
　　据说蒋介石对此哭笑不得，他当场以一句浙江乡下的俗语，“你们人穷志大”来轻轻了结此事。
　　但仅仅是“哭笑不得”这么简单吗？“到二十一年下半年，蒋氏对力行社的态度显已冷淡而间有申斥”，过去轻车简随、不时出现在八宝街，与三个常务干事围坐在一张小方桌边交谈国家大事的情形，更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蒋介石经常越过腾杰，交办事务给康泽、戴笠等人。这造成了“十三太保”各自邀宠、忽视干事会的心态。毕竟每个人的升迁沉浮、仕途得失，似乎都取决于蒋介石而不是蓝衣社。……在明瓦廊“一日千丈”的气势下，让腾杰最为忧虑的，却是“由于各人的性格和观点不同而造成的很多不协调形态”。他担心这会产生“各自为政的趋势”。
　　那个军人庞大的身影，已严实地笼罩着明瓦廊。在这个军人的眼里，蓝衣社不过是一个工具，它不需要有思想，有独立的见解，它只需要服从、行动。对此，身为军人的腾杰也自无异议。但他却隐隐约约地感到，在“校长”的复杂内心、神秘性格里，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将导致这个政权的崩溃……
　　这一天送达明瓦廊的第一份手谕，不过简短的两行字：“……即日起，停止革命军人同志会发展带兵官入会。”而另一份，是指令明瓦廊“整治嘻废”、以“杜绝糜烂”。
　　
　　“整治嘻废”即效仿武汉的“清流风暴”，禁赌、禁嫖、整顿南京卫戍部队的内务。这个傍晚，正是日本陆军一部逼近山海关之际，一部宪兵奉命“核查部队”，另一部奉命“整理秦淮河的浊流”。任觉五和南京支社几千名成员，则奉命监视、检查大小官吏的住宅，旨在禁赌和“杜绝糜烂”。
　　动员工作和武汉一样高效。一个多小时后，蓝衣社的几千人马，就密布在天色依旧阴霾的南京各主要街区。
　　
　　1933年元旦凌晨2时许，几千名身着军装，或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的青年，同时从街巷里冒出。宪兵布控在各个路口，秦淮河边各条暧昧的游船，被勒令靠岸检查。蓝衣社再一次的“清流风暴”卷起了。似乎，武汉的一幕又要在南京重演了。
　　但武汉的一幕并没有重演。仅仅几个小时后，“清流风暴”就令人啼笑皆非地夭折了。它是这个政权最终被腐败吞噬的预言和象征：“元旦公告”在它执行的第一天，就遭受了南京官僚、乃至蒋介石自己的无情嘲弄。它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蓝衣社书记易人这样的重大事件，就因此发生了。蓝衣社从“腾杰时代”过渡到了“贺衷寒时代”。
　　
　　4、
　　
　　南京的“清流风暴”一开始收效就不大。武汉风暴的威慑，行政院、各大报纸的事先公告，使这一夜到秦淮河寻欢作乐、聚众赌博的官吏，人数很少很少。凌晨3 时许，全城撒网式行动已经进行一个小时了，但统计的结果依旧让人沮丧。被扣押在洪武路的三、四百人，除了几十个或抱着侥幸心理，或干脆不知道这个禁令的倒霉的官吏外，大多数是被蓝衣社“顺手”扣押的寻常嫖客和赌徒。
　　凌晨4时前后，南京的主要街道已经一片清冷了。除了暗淡的路灯，以及不肯死心的一些蓝衣社成员晃动的手电筒外，几乎连过往的汽车也见不到。菜贩子三三两两地顶着露水出门，早点铺子三三两两地开门。
　　在明瓦廊的腾杰多少有些失望。他打算知会各处，终止当日行动。就在此时，任觉五的电话来了。
　　作为南京的地头蛇，这一天，一贯好动好事的任觉五抓捕最起劲，失望也最大。这个腾杰的四期同窗，粗着嗓门、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道：
　　“……抓了几百号人，尽是一些小鱼小虾，说出去让人笑脱下巴咯。……这里有个扎手的货色，动不动他？”
　　“货色”是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作为南京的“执金吾”，这个人以老资格著称，也以好酒、好赌、神通广大、目中无人著称，是一根泡进了官场酱缸的老油条。他对蒋介石指派蓝衣社抓赌扫黄、实施“清流风暴”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变相盘剥首都警察厅的权限。他更把“廉政公告”当作一纸笑话。于是，在“禁赌令”下达的当天，特意邀约一帮赌棍到自己家里聚赌，以示轻蔑。
　　这个赌博可能接连进行了两天两夜。虽然几十上百个蓝衣社党徒游荡在这个街区，但没有一个人敢触摸吴思豫的虎须。只有任觉五觉得“咽不下这口气”。
　　以“温文尔雅、廉洁奉公”著称的腾杰，闻报后却“勃然大怒”。他当即决定拿吴思豫开刀。“备车！叫上宪兵！带手铐！”他厉声下达命令，而后率领一队人马来到吴思豫的公馆外。
　　几十个赌徒刺耳、喧嚣的押宝声从公馆里洋溢出来，几乎半条街都能听到。公馆外边，还有几个持枪的警察在护卫。这声音在腾杰听来，是对蓝衣社、乃至整顿吏治的肆无忌惮的挑衅。
　　“缴他们的械！砸门！冲进去！”
　　对仍然犹豫的宪兵，腾杰冷冰冰地下达了命令。随后，几十个党徒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吴公馆。
　　这一起人“先拍照，后把所有赌资没收，并带走扣押了几个赌徒”（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腾杰多少给吴思豫留了一点面子，没有把他带走。否则“警察厅长进拘留所”，将成为南京政权无数笑料中的再一个。
　　
　　但对于吴思豫，这已经不啻于奇耻大辱了。一个久经宦海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被一群20来岁的毛头小子折辱。他半是负气，半是要挟，“连夜写了辞呈”，第二天清晨就把辞呈送到中山陵官邸，委托陈布雷转交给溪口镇的蒋介石。
　　陈布雷对此异常重视，当即电告蒋介石。
　　一个后来被众说纷纭的离奇事件，紧接着发生了。次日，蒋介石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处理了这个事件。
　　打吴思豫的五十板，是批准他的辞职；打腾杰的五十板，则是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里言语确凿地写到的：1月2日，蒋介石在溪口镇紧急召见了腾杰，对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幼稚，让我为难……”
　　
　　当日，他以社长身份下达手令：免去这个“让他为难”的人蓝衣社书记的职务，由贺衷寒接任。在贺衷寒从大别山赶回南京赴任前，由肖赞育代理该职。
　　蓝衣社“书记易人”这样重大的事件，果真因为腾杰“抓赌”而令人哭笑不得地引发的吗？许多预闻了此事的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理解。
　　康泽以“就事论事”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事件。他隐晦地谈到，吴思豫在南京政权内有相当的地位和“后台”。此人的负气辞职，对南京政权、对蒋介石的执政地位，都多少有影响。因此，一边的筹码是民国在纷乱20年后，权力得之不易的短暂平衡，另一边的筹码，是反糜烂反腐败、“革新鼎元”的决心。蒋介石希望在维系平衡的基础上，去温和、渐进地实现“革新鼎元”。
　　腾杰动作太大、态度太激烈，他的“抓赌”是典型的政治上的幼稚。这样，“各打五十大板”就成了最好的处理办法。
　　被人笑称为“一剂生姜”的肖赞育，心思要比康泽简单一些，但也要犀利一些。他把腾杰下台的原因归结为蒋介石的借题发挥。在他看来，抓赌不过是个借口，真正原因是蒋介石和腾杰的作风冲突。
　　从出任书记起，腾杰事事谈“制度”，甚至上书批评蒋介石“喜怒无常”，这都是南京政权的异端表现。虽然蒋介石都以一种长者姿态轻轻避让了。但大事小事，芝麻西瓜，久而久之，信奉理学、讲究等级人际的蒋介石，对此并不是没有意见。
　　“你们人穷志大”，这句貌似诙谐的浙江俗语，底下流露的却是蒋介石对腾杰作风的深不以为然。“为尊者讳”的品质，使肖赞育没有深入蒋介石的个性和风格。他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一直到1933年夏天，蒋介石在一次社务会上仍再次提起“上书”，再次说“你们人穷志大”。对来自学生、属下、晚辈的批评，事实上他相当耿耿于怀。
　　侍从秘书邓文仪则认为主要原因既不在于“抓赌”，或抓赌背后的“制度”或“幼稚”，也不在于“作风冲突”。在于蒋介石对蓝衣社的人事限制。几十年后，他话语隐晦然而意味深长地说，“二十二年初贺衷寒继腾杰出掌书记，开力行社书记职一年一任、不可连任之传统……”
　　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抓赌”事件，也不管腾杰是否幼稚，对这个影响日大、势力渐渐惊人的组织，蒋介石是不愿意任何一个学生久握大权、渐而坐大的。这就是蒋介石的统治之术。
　　邓文仪的这个看法，他的同乡贺衷寒也相当赞同。一生“三起三落”的贺衷寒，在十年后的重庆经历第二“落”时，他从蒋介石对蓝衣社的职权限制谈起，表达了相似的看法。
　　这样的纷纷猜测、各怀心思的理解，事实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康泽长策略，因此重举措；肖赞育重性格，因此看作风；贺衷寒、邓文仪在此后数十年，因为蒋介石的一些独特神秘的性格与作风，宦海沉浮，一生艰难，对蒋“分而治之”的权术更身有体会，因此看权谋。
　　但在这么多看法中，始终淡然等闲视之，一语不肯轻发的，是当事人腾杰自己。几十年后，他在台湾曾谈到，从他出任书记的第一天起，他就“存心拥戴贺为蒋之下力行社领导人”。姑且不论这番话语的真实性，但，作为一个“十三太保”中品质最没有争议的人，即使有难过、有失望，他也不会流露出来。
　　连陈启坤也忽略了，“抓赌”这一天，正是腾杰28岁的生日。
　　
　　“一剂生姜”代理该职的时间不过18天。这18天里，腾杰依旧每天一大早到明瓦廊办公。他整理从“联络处”时期开始的、16个月来多达几个橱柜的文件资料；他或者心态平和，或者有苦难言地轮番和干事、社员交谈，进行权力交接。同时，他也悉心地回顾、反思一年多以来蓝衣社的历程，等待贺衷寒回到南京。
　　他没有任何愤怨、一丝不满。……1933年1月20日上午，33岁的贺衷寒，终于匆匆了结了大别山的一应事务，并沿长江，经武汉、九江、安庆赶回南京。就是这一天，腾杰邀约他到明瓦廊大街上的一个澡堂洗澡，进行书记职务的正式交接。
　　
　　5、
　　
　　这个午后，两个热气腾腾的身子从大澡池里出来后，进入了一个单间的休息室。跑堂的泡上一壶热茶后退出去了，这两个蓝衣社最有权势的人物，仿佛回到东京“同住一处”时的情形。
　　或者，那样深厚难忘的友谊，正是这个下午他们谈话的背景？在四五年从相交到相知的过程中，大小场合，腾杰都一力维护、迁就着贺衷寒。在他任书记期间，不论社务大小，他一概要与贺衷寒商量。以至于许多年后，还有那么多人认为他“能力不足”、“比较幼稚”、“对贺衷寒言听计从”。
　　但，腾杰也深深悉知着贺衷寒一应的性格弱点。这个下午的对话，围绕的正是贺衷寒的性格弱点。1973年2月21日，当40年时间弹指而过后，腾杰依旧清晰地记得，他“交代任务给贺衷寒时，特提出维系组织的四要点”。
　　从后来蓝衣社的历史来看，这些真是不折不扣的“要点”。第一点是“同志的观念应高于一切其它的观念”。
　　在南京，贺衷寒“常被人误认为有做领袖的野心”。此外在蓝衣社内，他又与几个湖南人“过从密切”。“湖南人有小团体”的说法早就弥漫于整个蓝衣社。对此，腾杰委婉地建议，“不要将湖南人放在身边”，要尽力避免湖南小团体的做法，以免被人“误认同乡之贵于团体”。
　　再一点，是“做书记的在外不要兼职”。这个建议切准了蒋介石的行事风格，和南京官场的人心。
　　“因蒋中正用人，对某人信任时，喜欢委以多种任务”（邓元忠，《腾杰访问》）。担任了一年多书记的腾杰，对此可谓深有体会，并了解这“对社务有极大的影响”。他一针见血地谈到，倘若兼职太大、太重，可能“使人认为做书记是当官的跳板”。
　　何止做书记。在明瓦廊，不是有许多人把当干事、做处长都看作是当官的跳板吗？这种对乱世之中无数青年习惯投机暴发、甚至火中取栗心态的了解，以及“跳板”心态对蓝衣社志向与组织的破坏，正是腾杰出任书记一年多以来最弥足可贵的经验。
　　黄埔时代的热血气质、牺牲精神，为什么那么快就让位于南京官场的沼泽地？无非是权势动人心。腾杰本人的发起蓝衣社，事实上是再次凝聚黄埔激情与牺牲的残余，再次以“杀身”、“救国”的态度来开创后黄埔时代。但，谁能说这个“后黄埔时代”不会再次陷入南京官场的汪洋大海呢？
　　针对贺衷寒自负、刚愎自用的性格，腾杰建议，“团体的政策应以干事会议决定为主，不要独断”，此外，“负责人应与同志过同样的生活，以作表率”。后一点是腾杰一年多以来始终恪守、实践着的，这才有了八宝街清新热腾的生活。而前一点，是他最担心贺衷寒不能做到的。
　　最后，腾杰谈到了“合作”，其中特别谈到与CC系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说一年多以来组织有“主要失败”的话，那就是“与党部的关系”未能改善。贺衷寒更“与党部负责人颇有误会，故应特别注意此点”。
　　“做书记的在外不要兼职”，为的是避免蓝衣社内的倾轧和争权夺利；改善与“党部”的关系，为的是避免蓝衣社那些冲动盲目的成员，乃至整个蓝衣社组织陷入与其它派系的权力倾轧。……他娓娓道来，貌似建议贺衷寒一个人，但一点一滴，都深谋远虑指出了蓝衣社的发展关键。
　　这就是“惟贤不惟亲”的人事原则、献身“复兴事业”的纲领坚持、“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以及与CC系合作的道路。这既是过去一年多蓝衣社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也是此后蓝衣社存在的立足点。
　　贺衷寒一字一句地倾听着，并不时点头。他那锐利有神的眼睛，也闪烁着感动的光泽。这个午后，这间小小的澡堂休息室，是他们毕生不会忘却、不能出走的。……
　　
　　但不幸的是，和“湖南小团体”的说法一样，不过一个多月后，贺衷寒就有了负责全国军队政工系统的“兼职”；不过三四个月后，他刚愎自负的性情，就笼罩在明瓦廊以及分布着成千上万名蓝衣社成员的土地上；不过一年多以后，蓝衣社与CC系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有了轰动一时的两个派系“火并”闹剧。
　　这就是蓝衣社。
　　
　　6、
　　
　　腾杰远去了。1933年1月20日傍晚，在再一次干事会上，贺衷寒正式出任了蓝衣社书记一职。此时，贺衷寒军衔少将，主要职务是“三省剿总”政治训练处处长。
　　没有任何资料记载了贺衷寒此时的心境。但，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最富激情、最有才能、也最为复杂的日子。因为接下去的蓝衣社历史表明，从这个春节行将临近的日子开始，一直到第二年3、4月份，整整14个月时间，贺衷寒将缔造一个全盛的蓝衣社时代。在这期间，蓝衣社不仅一跃而为民国三大派系中最有影响、最富权势的力量，而且还完成了中国法西斯化的理论、组织、策略等诸多方面的准备。
　　因为这些成就，也因为他的阅历、才华、信念和个人魅力，贺衷寒后来被认为是“蓝衣社之魂”。但这个“蓝衣社之魂”的说法，究竟有多少赞许？多少鄙夷？却没有人说得清。他带领蓝衣社步入全盛时期的同时，他的狭隘、冲动，他种种的缺点，以及他根深蒂固的“湖南性格”，也从反面深重地影响了蓝衣社。几乎可以说，如果没有贺衷寒，那么，曾经生机蓬勃的蓝衣社运动，其结局就不会是那个样子。
　　贺衷寒的身上，隐藏着一个蓝衣社的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历史。这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晚清、民国那个动荡时世的纯粹产物。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他是尴尬的、不合时宜的还是邪恶的，都值得后人去反复思索。
　　
　　贺衷寒的青年历程，就是那个大时代的缩影。
　　贺衷寒，湖南岳阳人，1900年1月5日生，原名忠汉。少时，他曾游览洞庭湖君山岛，听说了秦始皇在这里怒盖“封山印”的故事，慕其威严，因此为自己取字“君山”。
　　贺衷寒的父亲是乡间颇有影响的大绅士（另一说其父“务农兼商”、属小康之家，见《贺君山先生逝世周年特辑》），因此6岁便延师读塾。他聪明好学，《四书》《五经》过目成诵，乡里传为佳话。在岳阳楼下成长的生活，使他从小习惯于精美、隽永的汉字，以及士大夫“先天下忧”的情结。考入中学后，他开始展现国文才能，每次作文均由老师批示“传观”。
　　在中学期间，他阅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为“饮冰怀霜”的情怀打动，思想渐渐激进。1920年秋，20岁的贺衷寒由于能说善辩，又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被在校学生选为代表，领导“五四”运动。不久后由于向往苏俄运动，他被准许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但使他对社会主义产生怀疑的，是1921年秋天他在苏联目睹的事实。这一年他到苏联留学，并和张国焘等一同出席共产国际青年团代表会议，前后共7个月。当火车从西伯利亚铁道沿线车站一路驶过时，他看到许多俄国男女讨乞食物，得到一针一线也跪地叩谢；而且一路都是乞丐、娼妓、小偷……他人道主义的思绪被唤醒，悲惨的现实使他认为，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的方式来进行。
　　1922年自苏联回国后，贺衷寒创办“平民通讯社”，批评时政。当时，湖南第一纺纱厂曾因两名工人被杀发生工潮，贺衷寒以极大义愤撰写了《黄庞案之真相》一文，替死者呜冤，被军阀政府逮捕3个多月。在狱中，他受尽折磨，几乎命丧囹圄。
　　出狱后，他父亲要他在家乡教书，免得“在外面惹是生非”。但那个年轻的心灵，活泼泼地，怎么可以呆在见不到大风潮的乡村社会？他又返回长沙，从事新闻事业，因文笔犀利、不畏强权，在社会上引起敬重。
　　次年春，贺衷寒欣闻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立即与原旅鄂中学同班同学蒋伏生结伴南下。
　　他们由汉口到上海，即买当日由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票。不料，当他们抵达黄浦江码头时，船已起锚开往海中。贺衷寒急雇一小舢板，紧追该船，幸被轮上一青年伸手援助，得以攀登上轮。上轮后，得知青年名叫胡宗南，也去广州投考黄埔。两人于是相识，意志相投，后来便情同手足。
　　他们联名面见主考官廖仲恺、传扬出“文贺武胡”的事迹，已经成为黄埔佳话并广为流传。但贺衷寒的“文”名，不仅来自文章，更来自他在校期间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黄埔时期，为对抗他深深厌倦的共产主义思潮的威胁，他和一些坚定的共产主义青年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共产党学生已控制了在广州的军人联合会。于是，贺衷寒就另起炉灶，短短一年内，他将学会发展成拥有几千名成员的大社团，以抗衡共产党人。
　　他经历过“士大夫”阶段、共产党人阶段、极右翼的国民党员阶段。他几乎就是那个动荡时代的活化石。而在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期间，他也表现出贯穿他一生、后来也贯穿了蓝衣社历史的线索。
　　那就是他的“湖南性格”。
　　
　　“湖南性格”在整个近代历史上，都留下了深重烙印。即使是作为中兴重臣、“儒学宗师”的曾国藩，身上也集大成着湖南人各种复杂、对立的面貌。一方面，是求知、热烈、献身、忍耐，另一方面则是自私、狭隘、尊重强权、固步自封。在蒙昧、好斗的湖南乡土，在素有“普鲁士人”之称的目光短浅的湖南愚民身上，时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痕迹。
　　贺衷寒是这个“性格”表现得至为鲜明的人之一。黄埔毕业后，他跟随大部队一路进入南京。后来的反共、清党，他以铁与血为特点，极力支持、毫不留情。在那种大时代大动荡里，他没有表现出丝毫同学、同乡、或者同是青年的包容。
　　这是悲剧么？仅仅因为观点的不同，那么多原本用同一口锅做饭的优秀青年，此时却互相残杀。这就是“湖南性格”，这就是贺衷寒悲剧人生的起点。
　　还不止于此。1929年，贺衷寒被选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他全面研究日本的军事政治。在日本，他看到了一个军国的、法西斯的日本渐渐崛起的过程。或者这个留日阶段，是他生命中可以和进入黄埔相比的重要转折。
　　到腾杰组建力行社的日子，他从日本回来仅仅半年。通过腾杰，他从日本所找寻到的一个“复兴国家”的途径，在那时只有区区40人的力行社，获得了干部基础。而接下去，在他自己出任蓝衣社书记后，他还要开始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探求。
　　这时，那个在洞庭湖边吟风弄月的少年，那个在长沙激扬文字的青年，他自己曾参与缔造的黄埔精神，以及在二郎庙、八宝街的清新回忆……所有这些，他生命中重要的、美好的阅历，都渐渐地、然而永远地离去了。贺衷寒，是那时黄埔、中国最早注意到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人之一。他的手上已经满是大别山的鲜血，同时，他还要为他的中华民国，铸就铁，继续地索取血。
　　这就是无情的、悲剧的时代与人生。
　　
　　无情的、悲剧的时代和人生，又何止表现在贺衷寒一个人身上？这时，聚集在贺衷寒身边的那些黄埔众生，那些都有过意气风发青春年月的力行社发起人，即使是个人品质上最不受质疑的腾杰、陈启坤、周复、桂永清……他们又何尝不都是如此？他们都试图以城市、“精英”为基础，缔造一个事实上的农奴社会。他们一面以“复兴”、廉洁为口号，另一面却以中世纪的编组保甲、五家连坐、监视社会、屠杀壮丁为手段，去巩固他们的政治。
　　于是，在接下去的一些年头里，他们所参与的，事实上只是播下龙种、育出跳蚤的历史轮回。而这个轮回，在他们的时代本来是可以结束的。
　　更深层次地说，黄埔又何尝不是一个历史悲剧？许许多多后来选择了不同道路的黄埔学生，就其根本上说是同一类人。几乎共有的私塾教育在心底都形成情结。然后因为命运的安排，他们在大时代里集聚了，一同缔造出所谓的“黄埔精神”。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等等，是黄埔的一个方面。但这些的根源，却是坚固的、顽强的军人情绪。当拥有这种情绪的人领导着国家时，国家就立即地军国化了。而它一旦和另一个方面，即最重要的黄埔传统，那种终生不渝的忠诚结合起来，强人的独裁的中国就产生了。
　　黄埔人都是尊重秩序、尊重业已形成的权威的。包括蒋介石的对于孙中山、周恩来的对于毛泽东。这种教育、情绪、思考、逻辑也强烈地影响着黄埔学生。黄埔的这个特点，是它在离散时代有力影响了历史的根源，也是它在强人中国的悲剧所在。
　　黄埔传统本身就是以传统中国的一般人格做基础的，在仍然传统、但是渴望现代化的年代，这个悲剧和南京政权、蓝衣社的命运一样，是被注定的。
　　贺衷寒的接管“黄埔系运作核心”蓝衣社，因此也是被注定的。他一生都没有出走过刺刀、独裁的光圈，他的“湖南性格”更形成他重视权力、拉帮结派、兴风作浪的本能。于是，他注定要把蓝衣社牵引上本来可以避免、但一切又貌似必然的路。
　　在他出任蓝衣社书记仅仅十天以后，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就在欧洲发生了。是贺衷寒的“湖南性格”连同这个事件，牵引着蓝衣社走上了它的不归路。

作者：狼协 在 海归商务 发贴, 来自【海归网】 http://www.haigui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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